交通节能减排国际化研究应用高研班圆满结束

从人的生理、人的生活、人的发展、人的娱乐、人的创造和人的梦想六个维度分析，大量投资机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冲刺小康的过程中，消费崛起将最具确定性，而众多与人相关的投资热点也将轮换出现。

目前三个现象同时存在。两个循环受阻，使经济增长下滑、国内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失业率上升，这反过来又使高度依赖股市的中等收入者们的财富性收入受到影响，从而引起消费增长速度趋平。

总的来看，受美国居民储蓄率提高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在全球网络交易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时代，从初级产品通缩到价格飞涨可能仅在瞬间，这决不是耸人听闻的现象，而是极有可能的场景。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对全球化新格局缺乏理解，常使人怀疑目前的政策是否估计到其跨越国界的多种反馈效应。随着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下跌，沿海港口货物出现大量积压，航运吨位却大幅减少，沿海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出口下滑。

中国政府意识到，这场金融危机积累的破坏性能量很大，其发展态势仍未见底，因此要做好最坏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思想准备，力争最好的结果当时台湾当局意识到，需要采取进一步改革的措施，实现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但是这种政策迟迟没有得到执行。参见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第4～21页。

(26) 如同英镑、美元和欧元的经验一样，人民币的崛起也离不开相关国际制度的保护。(91)国际货币的职能有三种：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分别对应于官方层次的驻锚货币、干预货币和储备货币。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经济规模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既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与自身实力的不匹配程度日益明显，这显然不利于人民币的崛起。在国内层次上，一种货币的使用不会受到短期经济波动的干扰，其原因在于该货币受到政权强制力的保障，除非该政权倒台，否则不可能有其他货币对其产生替代。

双边货币互换弥补了IMF在救援时效性上的不足以及苛刻的附加条件，(69)但作为东亚国家最主要的货币合作框架，它存在四大缺陷：第一，其双边性质难以形成区域范围内的集体行动。(61)中国与巴西的本币贸易结算始于2009年10月，近年来又因两国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有了进一步发展。

(93) 一旦这些机制和机构接受和适应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发挥职能，又将会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产生锁定效应，从而对人民币地位的维持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中将不再对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进行详细论述。其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31)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BRD)这一世行的关键决策机构中的投票权也升至5.25％。

具体包括强化金砖机制货币合作、升级10+3机制货币合作和推动上合组织货币合作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在国际货币领域，中国如何通过权力分享和利益让步，团结去美元化的国际力量，成为新的制度体系的领导者，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全面崛起，还需要漫长的学习借鉴和经验积累。尽管欧债危机中的希腊曾面临退出欧元区的困境，但若这成为现实，不仅希腊本国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且还会对欧洲央行、欧洲金融体系乃至整个欧洲一体化成果带来严重损失。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国内制度改革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在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

⑨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是国际认可的产物，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合法性的定义者。2009年以来，中国围绕人民币崛起展开了一系列国际制度外交，同时包括改制和建制两方面的内容。

(27)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28)七国集团因1998年俄罗斯的加入而变成了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在集团中并不能参加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此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仍然是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参见姜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金融合作》，载《上海金融》2012年第8期，第36页。

(23)当然，也不能说日本完全没有国际制度建设能力，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刚起飞时就推动建立亚洲开发银行和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也为日元的国际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日本国际制度建设的能力比较弱。(73)与金砖开发银行不同，亚投行由中国主导，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中国，注重亚洲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也可能会成为一家可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庭抗礼的全球金融机构。(96) 其次，从2005年开始，东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凸显，包含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等域外大国的东亚峰会开始对10+3机制形成挤压效应，甚至在政治和贸易等议题上有取代之势。由于自发的市场演进所带来的货币国际化成果很容易因受到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波动，特别是对于那些赶超货币而言，其国际地位并不稳定，不能像霸权货币那样形成稳定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因此，只有通过明确的国际制度安排所发挥的锁定作用，才能形成持久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使用习惯，从而巩固国际货币地位的稳定性。(85) 第三，尽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29)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只有英国和它的一些殖民地及其盟国葡萄牙实行金本位制。投票权从3.803％升至6.068％。

各国投票权与承诺出资额挂钩，但为兼顾各方诉求，设5％的基本票由五国均分。客观上，中俄之间存在货币竞争。

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以扩大成员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端。经过多年的准备，以及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促使下，2010年3月，一个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其中中国和日本分别出资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同为最大出资国。

(93)曹远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美国国会至今仍然拖延有关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权改革方案的表决。(55) 由于当前的制度结构赋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当的既得利益，新兴国家要想从实质上改革全球层面的制度体系，难度依然很大。张宇燕：《人民币国际化：赞同还是反对？》，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38～45页。

金砖国家不仅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改革呼吁，而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来提升内部成员货币合作的水平。除了份额权改革外，中国还积极推动这些机构的人事权改革。

(87)中国政府曾建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各成员国按一定比例出资，然而俄罗斯更倾向于借助其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来展开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因而建议上合的职责应仅局限于安全方面，反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的成立。这标志着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主导、中国协同、韩国和东盟国家参与的格局，演变为中日共同领导、韩国协同、东盟国家参与的新格局。

同时还因为今后这三大机构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以发行债券的形式进行人民币资金的募集，因而有利于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2009年，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贸易约一半的份额是使用卢布进行支付结算的，美元在贸易结算币种中已退居第二位，俄罗斯希望卢布来充当中亚统一货币。

在中国的努力下，2012年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规模由1200亿美元翻番至2400亿美元，而与IMF贷款条件挂钩的比例则下降至70％。除了这些对外呼吁之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货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内部合作，借此施压外部改革。该书的中译本参见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与美元相比，人民币是一种后发的赶超货币，要超越国际市场业已形成的美元依赖，更加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

(77)上合组织银联体正式成立以来，各成员国积极协作，为成员国的能源、农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使银联体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81)杨琦、张竣、郭树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12)何帆、李婧：《美元国际化的路径、经验和教训》，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269页。(95)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文献相对比较少，这是因为过去的国际制度体系都是美国创建的，不存在竞争性，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两套制度体系的竞争色彩开始出现。

(15)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转变，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中国参与全球货币治理的问题。